给万科周刊写的稿子。去年就想写，一直写不出来，因为太沉重，而且无解。

   08年9月26日早上8点02分，遵道卫生院院长王开庸发来短信；“昨天我院又收治一起克芜踪中毒事件，我想请你们志愿者，如果行，可不可以对这种情况采取什么干预措施？”

克芜踪，也叫百草枯，是目前唯一一种没有特效解毒剂的在农村大量使用的合法除草剂。在地震后一个多月，遵道废墟上最早恢复的地摊中，就摆着克芜踪。随着农业生产的逐步恢复，克芜踪在灾区更是随处可得。

王开庸说：只要喝了克芜踪，遵道医院是不收的，因为收了也没用，几乎没有任何有效的抢救措施可以实施。

口服5～15毫升的剂量，致死率就高达80%，而超过半数的自杀者口服量达到50毫升。患者会从口腔和消化道开始溃疡而无法入食，并在两天到两周的时间里由于呼吸衰竭逐渐枯萎致死，中毒者在此过程中通常保持着清醒的意识，强烈窒息感带来巨大的肉体痛苦。而窒息导致的濒死过程中，吸氧会更加速病情恶化。目前应付克芜踪中毒的措施大多高昂复杂，而且效果有限，少数有时间和金钱能投入抢救的家庭，在延长自杀者痛苦时间的同时，还会造成家庭经济的破产。

随处可得的克芜踪，标准份量是正是50毫升一瓶，在市面上购买一瓶的价格是2块钱。而四川省每年的用量达到上千吨。

因为地震后的各种敏感因素，自杀的统计非常困难，当时政府也无法顾及这一问题，有家属申报死亡的，会在派出所有登记，有些只有在收治的医院有记录，而有些只有村里才知道。因为我安排志愿者调查当地自杀情况时走访过医院，王院长知道我们关注当地自杀问题，所以给我发来求援短信。

从6月5日发生第一例饮克芜踪自杀开始，到9月26日王院长给我短信，遵道已经发生了至少七起自杀事件，仅有一例投河和一例服用药品中毒的自杀者未遂。自杀者中，年龄最低者60岁，年龄最大者75岁；5例女性，两例男性；，而王院长介绍：地震前当地的自杀发生率约为两年一起。

和广受关注的北川政府官员自杀相比，受灾群众的自杀更象潜流，没有声音，却更为汹涌。

媒体转载《柳叶刀》期刊发表的一项研究指出，在中国，自杀占全国所有死亡事件的3.6%；在全球每年有100万人自杀中占了30%的比例。与此可相互映证的是2007年初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发布的《我国自杀状况及其对策》报告，其中的数据显示：在中国，自杀是总人口的第5位死因，15～34岁人群的首位死因。中国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由此造成的疾病导致巨大的经济负担；170万人因家人或亲友自杀出现长期而严重的心理创伤。

需要探究的是：他们为什么会自杀？

自杀工具的易得固然是一个诱因，但这并非是原因。

自杀者个人的性格与自杀选择之间固然有关系，地震也确实是一个异常的带来极大社会冲击的因素，涂尔干在《自杀论》中承认：“一次危机可以打乱一个人的生活，破坏他和他的环境之间的平衡，同时使他的利他主义倾向处于一种促使他自杀的状态。这尤其是我们称之为被围困自杀的情况。”

但为什么是这些人，而不是那些人选择了自杀？自杀者在肉体方面的状况不一、家庭成员和财产损失情况不同、导致自杀的事件或者原因也差异很大。“自杀与生物学方面和肉体方面的情况的关系越是模棱两可和不能确定，与某些社会环境就越是有直接和恒定的关系……社会自杀率只能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解释。在任何时候，决定自杀人数多少的都是社会的道德规范。乍看起来，自杀者所完成的动作似乎只表现他的个人的性格，实际上是这些动作所表现出来的某种社会状态的继续和延伸。”（涂尔干）

涂尔干认为自杀主要有三种类型：利己主义自杀是由于“把人和生命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之所以松弛，是因为把人和社会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松弛了”，个人无法被整合进社会中，因此继续存活的理由；利他主义自杀是“当他过分地与社会融为一体”，社会的影响力过大，压过个人的个性，个人几乎消失在社会里，因此个人迫于社会的压力（无论是荣誉地或是羞耻地）而选择自杀；而反常的自杀（国内通常称之为“失范的自杀”）则是由于社会制约力无法调和突发的动荡造成的。

    涂尔干认为：“典型的道德无不是利己主义、利他主义和一定程度的反常在不同的社会中按不同比例的组合……当这三种思潮互相克制时，道德因素处于一种使人不受自杀念头侵袭的均衡状态。但当其中之一的强度超过其余二种一定程度时……它便在个体化时成为自杀的诱因。”

危机不能简单归咎于短期的天灾。越是深入地探访自杀者的情况，越是感觉：地震固然带来冲击，但持续松弛的社会联系纽带才是失去平衡的最本质的原因。

为什么79%的自杀发生在农村？为什么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的国家？为什么经济困难和夫妻不和在农村会诱发远高于城市的自杀率？

那是因为今日的乡村已经分崩离析，不复为一个有着强烈内聚力和有力社会纽带的集体。

    四川很典型地呈现出中国农村当前的普遍状态，农业内卷化在人多地少的情况下显得尤为突出，作为人口大省和农业大省的四川，其实老百姓种植粮食并非是为了商业交换，而是作为口粮。

“在生计的压力下，（农民）在单位面积上投入的劳力，远比使用雇佣劳力的大农场为多。这种劳力集约化的程度可以远远超过边际报酬递减的地步……人口压力常使边际报酬，降至雇佣劳动工资和家庭生计需要之下。何以会在边际收益低于成本时继续投入劳力？这样做岂不等于故意要亏本？一个有剩余劳力的小农，把投入农场的劳力提到如此高的地步，是因为这样的劳力对他来说，只需很低的“机会成本”（因缺乏其他的就业可能），而这种劳力的报酬，对一个在生存边缘挣扎的小农消费者来说，具有极高的“边际效用”。不用追求最高利润的观念（来自企业行为的理论），而用“效用”观念（来自微观经济学中关于理性消费者的抉择的理论）的好处是：它可以顾及与特殊境况有关的主观抉择。最主要的是要把家庭农场当作一个生产和消费合一的单位来理解。”

上面出自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的这段话，是根据1935到1942年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对华北一些村庄所做调查报告进行研究后的感触。这个趋势贯穿于中国近百年的发展过程中：

    这是一个生计的压力把越来越多的农民挤压到农村以外的过程。农民与自家的村庄联系越来越远。因为脱离了利害关系，农民不再关心村庄事务。而自然村中的家族影响，也随着分家、迁徙、外出务工，变得支离破碎。在这个过程中，首先疏离农村的是青壮年男性。妇女、老人被遗弃在农村。农村血缘关系的弱化，又没有相应社会组织补充进来，个人的冲突矛盾得不到社会组织的缓冲，情感上也缺乏社会联系的纽带。

    这也是一个国家政权不断扩充、渗入自然村的过程。随着国家影响力的扩大，自然村的传统组织被打破和边缘化，而国家政权的行政力量，虽然有能力把权利延伸入村，却无法维持全面深入的管理成本，一方面频繁变动基层行政边界，不但忽视了自然村作为实际社会经济单位的整体的重要性，而且加大了自然村之间的利益摩擦和冲突，另一方面，传统的权威让位于行政官僚，最基层的、来自本村庄的行政人员却疲于应付国家机器和本村社团的诉求之间，无法在村民日常生活的矛盾和冲突中给予更多指导。

我没有回复王开庸的短信，他把希望寄托在心理干预上，而如果有这么多作为生者的民众认为“死了倒是解脱了”，心理干预是没有用的。降低自杀率的根本，在于重新获得个人与社会、常态和变态之间的平衡，要让村庄重新获得凝聚力和社会纽带，这是外来的、短期停留的志愿者所无法做到的。我能做的是停止调查，因为在当前的脆弱环境下，对自杀问题的关注，在各个村庄向生者询问、讨论和分析自杀，对自杀的观察本身也可能会诱发更多的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