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常识性的东西可能根本就是错误的，很多公论性的观点所传达的未必就是真相。
     针对那些未经深究，便被视为“理所应当”的智慧，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创造了“传统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一词。“传统智慧”并不是一个褒义词。“人们经常会把那些便利的，”加尔布雷思写道，“以及与我们的个人利益联系在一起的事物认定为真理，并努力拒绝那些让我们感到不适或跟我们的生活常识格格不入的东西。另一方面，我们又总是会接受那些有助于提升我们自尊的东西。”他接着写道，“经济和社会行为极其复杂，试图把握它们会让你筋疲力尽。所以人们总是会努力坚持那些能够让我们理解的方式和观点。”
     因此“传统智慧”必须简单、方便，而且让人们感觉舒服，虽然它的内容未必是真实的。认为“传统智慧肯定错误”的想法无疑是愚蠢的。但注意到“传统智慧”可能是错误的（比如说，注意到人们总是倾向于按照自己习惯的方式进行思考），无疑将有助于我们提出好的问题。
     继承加尔布雷思的这一思路，克拉克奖（约翰·贝茨·克拉克奖John Bates Clark Medal俗称“小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于1947年，每两年评选一次，入选的基本资格为在美国大学任教、40岁以下的学者。获得克拉克奖的学者，通常会引起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的注意。过去26位克拉克奖得奖人中，共有9位获得诺贝尔奖。）获得者史蒂芬·列维特试图告诉我们，有些传统智慧是错误的，比如说——刚刚举家搬迁到一个好的社区和学生学习成绩之间是没有关联的。

     对于今日美国人来说，好的社区往往就意味着好的学区。
     这首先要解释一下美国的财产税。财产税是地方政府支持教育的主要经费来源。1981年，州和地方政府征收的财产税总共760亿美元，其中680亿美元是地方政府征得，而这其中大约一半的收入用于资助学校。直到1990年，在美国设有独立学区的41个州中，学校从地方税收中获得的教育资金的97.4%是由财产税提供的。
     这一税收的征收依据是：在现代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地凝结着智力因素，其中教育在财富的创造和积累中有着重要的贡献，家庭或地区的财富无论在性质上或数量上都附加有以往教育形式的价值。财产税作为发展学校教育所需资金的来源，不仅意味着是对以往教育活动的报偿，同时也是进一步获得教育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必要投入。
    由于美国多种族、多移民的复杂性，各个社区的公立学校之间，教学水平相差很大。每年新闻媒体上都会公开刊出全州各学区的排名以及学区内各个学校的排名。
    房价高的地方，以房产税为主的财产税也高，房价涨幅大的地方，财产税的征收比例也大，学校的教育资金就更为充裕，教学设施就好，能够向好的老师支付更高的薪酬，教育水平自然也更高一些。因此只要经济条件允许，有孩子的家庭一般都会住到好学区里去。
     而房屋建筑商在开发一片新的住宅区的时候，该学区教学水平的高低是其定价的重要依据之一。在《今日美国》（美国一著名报纸）的报道中提到：大约30年前，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靠一个人的收入就可以维持，而最近几年，却需要夫妻两人共同工作才能跻身中产阶级的行列。哈佛大学的法学教授沃利指出：现在大多数美国家庭的第二份收入（一般来说就是妻子的收入）主要就是为了购买好学区的郊区住宅，而好学区住宅的价格大约要比同一地段的普通住宅高出１５％左右。

     但好学区的高房价，未必都是利好，比如，可能在这些学校任教的老师会买不起学区内的房子。
     弗蒙斯是位于鱈角（Cape Cod）的一个美国小镇，当地不断飙涨的房价，已经超出了当地老师的承受力。截至2005年前半年，每戶家庭平均开销飙升到26万美元，比6年前足足高出2倍之多。而同时，当地拥有大学学位、初任教职的老师，在过去6年间，年薪增加了21％，目前年收入为32220美元。
     兴建补贴住宅，是美国各地学区甚至是美国政府，用以吸引新教师的方法之一。美国住宅与都市发展部有个“与教师为邻（Teacher Next Door）”的计划，通过高达５０％的租房折扣优惠，可以吸引优秀教师前往。康乃迪克州和加州提供教师低利贷款（mortgage）；麻州布洛克顿镇的8家银行共同出资，提供在冠军市（City of Champion）购买的教师以低于市场价值抵押。

      但这还不是全部，最糟糕的消息可能是——在什么学区居住，和小孩的成绩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关系。孟母三迁的例子经常被用以论证居住环境对于小孩的影响，被开发商用来宣传学区房的价值。
     据说孟子小时候，父亲就死了，母亲仉氏守节。居住的地方离墓地很近，孟子学了些丧葬、痛哭这样的事。母亲想：“这个地方不适合孩子居住。”就离开了，将家搬到街上，离杀猪宰羊的地方很近，孟子学了些做买卖和屠杀的东西。母亲又想：“这个地方还是不适合孩子居住。”又将家搬到学宫旁边。夏历每月初一这一天，官员进入文庙，行礼跪拜，揖让进退，孟子见了，一一记住。孟母想：“这才是孩子居住的地方。”就在这里定居下来。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美国教育部统计了全美国2万名儿童从幼儿园到小学五年级的学习进步水平，基于该研究产生了大量的数据收集，史蒂芬·列维特从这些数据的研究中得出这样的结论：
     以下一些因素能够带动学生学习成绩。学生的父母受过良好的教育，学生父母有很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学生的家长参加家长会，家里有大量藏书。
     而以下条件则和学生的学习成绩之间没有关联，包括：学生家庭非常和睦，学生的父母最近刚搬到一个比较好的社区，学生的父母经常带孩子去博物馆，等等。
    很多房地产都鼓吹高档社区对孩子的影响，但史蒂芬·列维特认为：邻居不会对学生的成绩产生什么影响，邻居非但不能对孩子学习成绩产生什么影响，相反，搬家本身会打断儿童正常的生活和社会交往，一所好房子不会提高孩子的数学成绩或者阅读水平。
    史蒂芬·列维特认为，能够影响学生成绩的因素主要取决于“他们的父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那些影响不大的因素，主要侧重于“他们的父母对他们做什么”。
    按照这个观点，孟母三迁之所以有效果，并不是因为外在的居住环境的变化，而是孟母本身的素质和对儿童的期望在儿童成长过程中逐步显现效果。

史蒂芬·列维特的这本书名叫《Freakonomics》，已经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待了46周。这本书的中文简体版将书名翻译为《魔鬼经济学》，副标题是“揭示隐藏在表象之下的真实世界”（原文是：A rogue economist explores the hidden side of everything），谈论的是许多人（美国人）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各种现象，用翔实的数据分析了隐藏在常见事物表象之下的真相。
“Freak”为怪诞、奇异之意，我总觉得，叫“魔鬼经济学”并不够贴切，应该翻译成“荒诞不经的经济学”，貌似荒诞的案例分析，虽然观点稍显离奇，但论述的过程是丝丝入扣、滴水不漏，这不由得让我们对于学区房的概念心生疑虑。

   1926—1937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华北平原的冀中地区进行了大规模实地调查，旨在研究当时的农村家庭。主持其事者李景汉对家庭及其成员界定给出了一个定义：“家庭系包括一切共同生活之人口而言，但佣工及同居之客人未计算在内。凡与本家有密切之经济关系而且有亲属关系者，虽未在家，计算时亦包括在内，例如在外谋生者及入学之学生。凡已脱离密切经济关系者，虽在同院居住之父子或弟兄，亦不视为一家。”
    李景汉的调查印证了这样一种观点：我们传统上所谓“四世同堂”的家族结构，只是中国人对家庭形态的一种理想而已。经济上的关联程度是用以划分是否属于家庭成员的标准。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李景汉的界定不免有些狭隘。这就需要我们重新讨论一下家的概念。
    当我们毫不含糊地使用“家”这个概念的时候，很少意识到，它往往包括三种不同的所指：作为物理意义上的房子——house,作为血缘意义上的家庭——family，作为情感意义上的居所——home。
    李景汉对于家的定义，其基础还是作为血缘意义上的家庭，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前现代社会中，三种所指是基本统一的场所，只是在现代社会，三种所指出现了分离，比如我们所熟悉的美国电视连续剧《老友记（Friends）》，没有血缘关系的三男三女共同租住在一套房中，那也是家，只不过这个家是“house”和“home”的结合体，而不包括“family”。
    在此前的研究中，社会学多侧重于family的研究，讨论家庭制度、婚姻关系、就业与家庭分工等等，而房地产则关注house的问题，专注于空间分割与过渡，区域功能与设置，唯独对于当前社会中，居住home其中人群的情感和心理感受，少有关注。
     研究者所忽略的，恰被媒体所捕捉。

    《老友记(Friends)》（也被翻译成《六人行》）由华纳兄弟公司出品，是在美国最受欢迎的电视剧集之一。该剧集的第一季于1994年到1995年播出，故事的背景设在纽约，一家叫Central Perk的咖啡屋旁的顶楼寓所里，住着莫妮卡（Monica）和她的两位室友（好像也是莫妮卡的房客）乔依（Joey）和钱德（Chandler）。罗斯（Ross）是莫妮卡的哥哥兼钱德的大学同学，刚刚离异。菲比（Phoebe）以前曾在这所寓所里住过，所以现在仍是寓所里的常客。一天，莫妮卡中学及大学时的死党瑞秋（Rachel）逃婚投奔莫妮卡并住入他们的寓所，由此，这由三男三女组成的六人组合开始了他们长达十年友情生涯，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是一段漫长的前婚姻状态。

     类似这样的“家庭”方式在前现代社会极其少见，而在现代社会，这样的“家庭”组合方式在大都市中越来越显得平常，而“家庭成员”们则普遍处于一个漫长的前婚姻状态，或者是单身，或者是我们以前所谓的“非法”同居。
      细加推敲会发现，《老友记》的故事场景，在我们当前的房地产产品供应中是稀缺的，他们有一个共享的公共空间，包括客厅、餐厅和厨房，他们又有私人的卧室、储藏室。显然，《老友记》中诸位的社会阶层并不高，但恰恰是社会中占有更大比例的人群。

     这种亲密关系的变革，在安东尼·吉登斯看来，意味着民主的许诺。他说：“自治的个人能够如此对待对方，并认识到其各自潜力的发展并不是一个威胁。自治性也有助于成功地控制关系所需要的个人界限。”这种自我控制的张力构成了推动《老友记》剧情和人物的主要动力。
在另外一段话中，吉登斯一针见血地指出：
      婚姻代替不了尊重。避免情感滥用也许是平衡权力关系的最难的方面;但是，指导性原则显然是尊重对方的独立观点和个性。如一位亲密关系向导所说，“没有尊重，耳朵会变聋，态度会变酸，最后，你琢磨不透你何以会与这样一个人生活在一起，如此无能、愚蠢、不可靠、迟钝、丑陋、恶臭、邋遢??你不知道你何以非要选择一个搭档不可。‘我一定是发了疯了。’”

      但这种漫长的前婚姻状态，并不纯然是政治学意义上的原因所致，在很多人看来，这种亲密关系的变革受到美国的公共政策的影响，特别是税收与家庭资助对婚姻和生育的影响。
      美国的联邦个人所得税遵循以家庭而非个人为征税单位的原则，并且实行累进制税率。这就意味着已婚夫妇面临的所得税标准不同于单身纳税人，而且边际税率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上升。一言以蔽之，这种税收规定对同等收入的家庭征税的边际税率要比对配偶中的每个人单独征税时的边际税率高。
      在比利时就曾发生过这样尴尬的事情：有不少年轻人因为结婚后两人要缴纳更多的税款而不愿结婚，宁愿以合租的名义同居，这使得警察不得不在清晨到他们合租的房间中检查年轻男女们是否睡在两张床上，是否共用一个牙膏。

    2006年6月4日，湖南长沙的公交车站出现了一幅由三名年轻女性拍摄的半裸“粉红丝带”公益广告牌。
    尽管以一脱而警世的方式方法有待商榷，似乎也容易让人们误解“粉红丝带”的表达方式，但这种争议话题的出现，确实可以引发我们对于乳腺癌防治运动的关注。
    因为，乳腺癌不只是关乎女性健康的问题，更是关乎居住品质的问题。是否是环境因素引发了乳腺癌的高发病率，在学术界争论已久。
   “及早预防，及早发现，及早治疗”是“粉红丝带乳腺癌防治运动”的宗旨。该运动的全球宣传活动就是在纽约的长岛启动的。

    长岛（Long Island）是纽约曼哈顿岛以东的一个广大的区域，从卫星图上来看，长岛就像一条鱼，鱼嘴咬着曼哈顿，鱼身向东延伸至大西洋。作为美国传统意义上的富豪居住区，长岛轻取2005年《福布斯》杂志全美十大豪宅的排行榜的其中三名，包括摘取桂冠的标价7500万美元的“三湖”别墅，以及第三豪宅“向往东方”和第四豪宅“燃点”，后两套房子的价格均达到５０００万美元。
    长岛不只是属于暴发户。长期以来，这里的定居者包括罗斯福家族、肯尼迪家族、摩根家族、古根汉姆家族。长岛豪宅的平均价格在200万美元以上，远高于美国平均水平。宋美龄去世前在长岛居住了20年。1998年，她的故居以280万美元低价售出，这幢三层的物业包括15间卧室，占地37英亩。之所以低价出手，原因在于维持费太高。这套房子每年的物业税和维护费用，就高达20万美元，而美国的平均房价也只有22万美元一套左右。
    粉红丝带乳腺癌防治运动选择长岛是有原因的。1990年，研究界发现纽约长岛市民的乳腺癌罹患率，居然高出全美其他城市27％。据美国癌症协会估计，全纽约平均每年有2900名妇女死于乳腺癌，另有14700名妇女新诊断出患有乳腺癌。

     媒体很快联想到，该地区的乳腺癌高发病率，和半个世纪之前的一次广泛的杀虫剂喷洒有关。
     看过《寂静的春天》一书的人不会陌生这样一段话：
     长岛区被包括在1957年的灭蛾喷药区中，它主要包括有大量人口的城镇和郊区，还有一些被盐化沼泽所包围着的海岸区。长岛的那沙(Nassau)郡是纽约州中、纽约南边的一个人口密度最大的郡。“害虫在纽约市区中蔓延的威胁”一直是被作为一种重要的借口来证明这一喷药计划是正当的，但这一点看起来糊涂透顶。吉卜赛蛾是一种森林昆虫，当然不会生存在城市里，它们不可能生活在草地、耕地、花园和沼泽中。然而，1957年由美国农业部与纽约州农业和商业部所雇用的飞机把预先规定的油溶性DDT均匀地喷洒下来。DDT被喷到了菜地、制酪厂、鱼塘和盐沼中。当它们喷到了郊外街区时，这些药水打湿了一个家庭妇女的衣裳；在轰隆隆做响的飞机到达之前，她正在竭尽全力把她的花园覆盖起来。这些杀虫剂也被喷洒到了正在玩耍的孩子和火车站乘客的身上。在赛特克特，一匹很好的赛马由于喝了田野里的一条被飞机喷过药的小沟中的水，十小时之后就死去了。汽车被喷得斑斑点点，花和灌木枯萎了。鸟、鱼、蟹和有用的益虫都被杀死了。
   

     若干年后，姜·威尔(W．G．M．Well)等在美国长岛沼泽地中进行了水生生物采集研究，这个区域至1974年止已喷洒DDT近20年。他们测定该沼泽地的水中含有0.00005ppm的DDT，水中浮游生物含DDT为0.04ppm，比水中增加800倍，食取浮游生物的小鲦鱼体内含DDT为0.94ppm，又增加23倍，而以食取这种小鲦鱼为生的海鸥，在它组织中含DDT为75.5ppm，又增加了80.3倍。

    杀虫剂及其他有毒物质，其化学结构类似人体内制造的雌激素。很多研究者认为，杀虫剂产生的异雌激素(xeno-estrogen)会附着在人体乳房的雌激素受体上，触发乳腺癌。
   《寂静的春天》书中提到的长岛那沙郡恰恰就是今天长岛乳腺癌发病率最高的地方。作者卡森本人也是死于乳腺癌。
    类似DDT这样的杀虫剂被归类为环境持久性毒物(persistent toxic substances,PTS)，大多数此类物质具有高疏水性特征并且能够在生物体内形成生物富集,干扰机体内分泌系统的功能，影响体内激素的合成、释放、转运、代谢及结合等过程,干扰血浆中正常激素水平的维持,对机体的生殖发育障碍、肿瘤发生、神经系统、免疫系统等多方面产生影响，此类物质可以在环境中持久而广泛地存在，并可通过食物链产生生物放大效应。
     在199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耗资3000万美元的长岛乳腺癌研究计划（为什么长岛是真正意义上的富人区，这是另一个显著表现）。作为该项计划的一个核心研究，美国国家癌症研究院资助了一项为期7年，耗资800万美元的课题，论证是否是DDT等杀虫剂诱发了该地区的高乳腺癌发病率，这项研究调查了4种曾在长岛广泛使用的有毒化学物质。超过1000名妇女参与了该调查，有关结果发表在《癌症流行病学、生物标记与预防》（Cancer Epidemiology, Biomarkers & Prevention）杂志上，结论是：杀虫剂和乳腺癌的高发病率无关。

    尽管这个结论让环境保护主义者失望，但没有令研究者的脚步有所停止，因为这个结论并没有解释长岛乳腺癌高发病率的原因。
    2006年，研究人员发现，经常在晚上暴露于人造光源下可能会增加乳腺癌的发病率。该研究结果发表在《美国流行病学杂志》上，石溪大学的Cristina Leske博士对576名长岛的乳腺癌患者进行了问卷调查的同时，还对585名非乳腺癌患者进行了调查，以确定暴露于人造光源下在乳腺癌发病过程中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有相当一部分患乳腺癌的女性经常在晚上醒来，并且在她们再次入睡后还开着灯。Leske说，在晚上褪黑激素被释放到血液并随血液到达身体的各个部位，并且这个过程持续整个晚上，这个过程有抑制癌细胞的作用。当有光线时褪黑激素就会消退，而雌激素水平则上升，从而降低了抑制癌细胞的作用。Leske最后得出结论，乳腺癌与晚上光源的正相关率为65%。
    但是，Leske发现在上夜班的人中乳腺癌的发病率比其他晚上接触光源的人低45%。Leske认为，可能是上夜班的人的生物钟有所改变，使得她们的激素分泌与其工作相适应，从而这些人的乳腺癌患病率并不高（夜班工人显然不属于富裕阶层）。
     这一研究间接地支持了2002年的一项研究成果，即乳腺癌和生活方式、社会阶层有关，而非和环境有关。
    负责监测旧金山湾区的肿瘤发病率的流行病学家克拉克就是持这种观点人中的一个。
    1995-1999年，加利福尼亚州马林郡平均每年在10万名白人女性中新发现199个乳腺癌病人，而加州其他地方只有143个。
    克拉克经过研究指出，马林郡大都居住着受教育较多的白人，收入是全国水平的2倍，每家年平均花费达53万美元，但有这样那样危险因素(生育较晚或根本没有生育，或进行过激素替代治疗)的女性在25万总人口中所占比率较高。

      此前的研究已经表明，乳腺癌的发病率和激素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和环境持久性毒物相比，生活方式对激素水平的影响似乎更为直接。
     克拉克发现，其他地方中上阶级的白人女性同样乳腺癌发病率也较高。
     乳腺癌的发病率和收入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区域地理上，乳腺癌的城市发病率要高于农村；在国际地理上，呈现出美国高于欧洲，欧洲高于发展中国家；在收入阶层上，高收入女性的乳腺癌发病率比低学历、低收入女性高。此外，未进行过哺乳的女性患乳腺癌的几率是进行过母乳喂养女性的5倍。
     当然，避免居住在富人区，并不是减少乳腺癌发病率的正确方法，“粉红丝带”告诉我们——经常做乳房检查才是正确的方法。

 

 

　　 有朋友挈幼子去看皮克斯动画和迪斯尼联手后的第一部电影《汽车总动员》（电影的英文名简单，就叫car），结果孩子提不起半点兴趣，看了没五分钟就在电影院里闹开了。这也难怪，这部动画片说的根本就不是童话，而是关于“城镇衰落与复兴”的沉重话题。

　　电影名为《car》，主角实际上是road,这条road正是杰克·凯鲁亚克《在路上》 的那条路，一条被废弃了20多年的66号公路。

　　　它曾经是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最具文化意味的公路，被称为“母亲路”（The Mother Road）、“美国第一路”（The Main Street of America），它全长2448哩（约4000公里），横跨8个州、三个时区，是美国二十世纪早期最重要的一条交通干道。不过这条1926年通车的公路，并不是一条全新的道路，它不过是将各州原有道路衔接起来，所以通车时柏油路段不过只有880哩，直到11年后，它才全部换成柏油路面（看过《汽车总动员》的人，就会理解为什么影片里要给主人公委派一个铺柏油马路的差使了）。因为是循着老路串联而成，所以66号公路大多依地形地势变化自然迂回蜿蜒于山川、河谷、平原之间，沿路景致变化多端。

 　　“母亲路”之谓，有两个关乎数万人生计的社会原因：修66号公路的十余年，正赶上美国经济大萧条，这一修建工程为当时的美国提供了上万个就业岗位，成为不少人赖以维持生计的救命稻草；1929～1939年间，又遇上美国南部大平原“尘暴”弥漫的十年，流离失所的农民正是沿着这条公路线逃离并寻找新家园的。这条路因此也出现在约翰·史坦贝克的小说《愤怒的葡萄》和美国民谣之父伍迪·加思里《富饶的牧场》歌里。

 　　然而，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美国开始兴建所谓“州际公路”（Interstate Highway），就象电影中所批评的“为了节约10分钟的时间”，州际公路舍弃了原先依地形而建的特点，转而克服各种地形限制，以简单直接到粗暴的道路来取代原先贴合地形而蜿蜒的路径。

　　　随I-55、 I-44、 I-40（影片中提到的那条车水马龙的高速公路）、 I-15、 I-10 等州际公路的陆续完成，66号公路迅速衰落，车流量从鼎盛时期的每天几千辆减少到每天不到10辆，而1984年10月13日横贯东西的I-40号自由之路开通,更是直接导致了66号公路的衰落。

　　　随路而逝的还有那些当年应路而兴的小镇，令人惊奇之处在于——这些小镇衰落的速度如此之快,数月之间就空无一人，只留下那些建筑物、布告牌和霓虹灯提醒人们这里曾有的繁华。到1985年，66号公路就被官方正式废止了，今天的美国交通地图上甚至都找不到66号公路了。

　　这种场面经常让我们想起文德斯，那个拍《德州巴黎》的导演和那个拍《地球表面的图画》的摄影师。文德斯关于城镇的照片中，会在残垣上出现文字和符号，在废弃的餐厅里摆着一台落满灰尘的可口可乐售卖机，败落建筑物上残留的广告招牌，文德斯以此来标识城镇的衰落或者人类活动的日渐消蚀，霓虹灯和招牌让曾经的繁华和今日的衰败变得尤为刺眼。

　　55号公路在美国初通车后的十年，在中国，还没有准备博士论文的费孝通初访江村，从航船的来往意识到这个村庄和外部世界的联系，又从这种联系上注意到了集镇在农民日常生活和农村经济中的功能。他在《江村经济》中提到：它与村庄的主要区别是，城镇人口的主要职业是非农业工作。镇是农民与外界交换的中心。城镇的发展取决于它吸引顾客的多少。

　　　电影里沿66号公路的Radiator　Springs小镇正是这样的一种典型的境遇：单纯因交通人流而兴的城镇是脆弱的，美国的城市发展实际上把没有高速路的城镇变成了没有城镇的高速路，封闭的高速公路是对传统小镇的摧毁。

2001年9月，美国《新闻周刊》登载了一篇题为《小镇之死》《the death of a small town》的文章，文中说：在美国中部大平原上，一些小城镇的人口在下降，还不如19世纪西部开发时期。在北达科他州的比谢镇，连镇长威尔丁都想逃走。威尔丁今年43岁，在小镇土生土长。但他青少年时的乐趣，比如去剧院看场电影，去酒吧喝杯啤酒，现在都做不到了，因为这些地方都已经倒闭。全镇没有大夫，没有律师，甚至没有一个管道工。教区的居民连个牧师都养活不起，他只好到别处谋生。在过去10年里，小镇的人口下降了30％。如今镇上只有227个人留下来勉强度日。威尔丁也不愿意再忍受这种日子了。他要寻找一个“有医院的地方定居”。他13岁的小儿子有心脏病；而他18岁的大儿子今年6月刚死于脑瘫。

　困难在于，如何重新吸引人们回到小镇，这显然不是靠宣扬田园牧歌就能实现的。最成功的例子，不是在美国，而是在澳大利亚，在这里，小镇已经持续衰落了二十年，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城镇找到了自己的解答方式。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首府布里斯班以西两百六十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名叫詹多瓦的小镇，近年来由于政府服务设施的减少、银行关门、羊毛价格崩溃，再加上连年干旱，这个有七百五十名居民的小镇在二零零一年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为了阻止镇上人口进一步流失、及商业萧条，当地一位名叫科德的护士向镇政府提出了一项建议，那就是将三十八块住宅和商业用地以一澳元一块的价格出售，镇政府决定采纳这项建议，因为只要有人住，他们就要使用本地的体育设施、去本地的商店购物、送孩子上本地的学校，这样就会带动镇上的经济和社区活动。

这个主意通过互联网的传播甚至吸引了欧洲和美国的买家。由于希望购置地块的人数太多，镇政府不得不采用抽签的方式，而且还有一个附加条件：在购置土地后十二个月内，就要在这一地块上盖起一栋房子来。否则将收回。

　　镇政府希望年轻人、有一技之长的人以及愿意在那儿做生意的人购置这些地块。这项移民计划为当地带去不少镇上急需的人才，其中包括一名水管工、一名按摩师、一名电脑技术人员以及一名来自黄金海岸的面包师奥克斯。三年之间，镇上的人口从850人，变成近1200人。

　　在这个镇上，“有些商店的店主回家吃饭时商店并不关门。顾客照样可以去买他们所需的物品。如果他们在店里有帐户的话，他们只需写一张条说，‘我拿了一盒电池’或其它什么东西就行了。”

　　　另一个例子是吉威斯顿，一个位于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首府霍巴特以南的小镇。

　　　这个小镇依赖木材业，但在1982年，雇工最多的一个木材加工企业破产，1989年，又失去了三分之二森林的采伐权，当地的企业和商店一家一家关闭，最后连银行和面包店都没有留下，眼看就要变成没有人烟的“鬼镇”。

　　镇民自救的第一个方式是组建美化街景委员会改变城镇面貌——“商店需要重新油漆、街上还有很多闲置的店铺、马路是水泥的、人行道也是水泥的。马路旁除了百年的松树外什么都没有，街上的交通也没有人管理，何止是交通，各种事项都没有人管。”（这是否让你想起《汽车总动员》里这个小镇是如何让人觉得开始有希望的？）

　　镇上的领导人相信：如果镇民美化了他们镇子，他们在那里生活的感觉就会好；如果镇上的居民都不再沮丧，不再悲伤，那么机会就会找上门。

　　此后不久，州政府宣布投资四百五十万澳元在吉威斯顿附近的休恩河上建造一座森林高架走廊。所谓的高架走廊是让游客可以在树顶之上饱览森林风景而又不会触及到森林，从而起到保护森林的效果。

　　原先估计在这个高架走廊建成后一年可以吸引四万游客，可结果是每年到这里的游客人数超过十五万人。

　　在高架走廊建成之前，吉威斯顿已经开始复兴，在这个旅游热点出现之后大批游客涌来。他们需要吃，喝，需要住处，还需要纪念品，这带动了各种产业的发展。

　　让镇上居民觉得由衷喜悦的是，镇上现在出现了婴儿推车。这种景象在该镇最艰难时期几乎已经绝迹。

　　和我一样热衷美国电影的朋友一定知道，《Reloaded》是沃伦斯基兄弟《黑客帝国》的第二集，中文被翻译成《重装上阵》，重装就是换一个选择路径的意思，这也是皮克斯电影对Radiator　Springs小镇的美好设想，可惜，这只是电影，不是现实，66号road再也没有被Reload过。

 

   早在卡特里娜飓风造访之前，新奥尔良就已经衰落了。
   社会“麦当劳”化的结果，就是我们开始迷信各种排行榜，以此来决定我们的消费倾向。这一点美国人和中国人没什么差别。
    美国波特兰有一家叫Sperling’s Best Places的调查公司，这家公司以致力于最好和最差城市评选为己任，由于态度认真、少有暗箱操作的嫌疑，所以其排行榜单经常被媒体应用。
   在飓风到来之前，新奥尔良出现在Sperling’s Best Places的榜单上。

    第一次出现的位置是关于最适合睡眠的城市和睡眠最差的城市。
    Sperling’s Best Places对于最适合睡眠的城市提出了这样一些标准：过去一个月居民报告自己睡眠不足的数字、居民每天上下班交通所需时间、离婚率、失业率和综合幸福指数。这我们容易理解，婚姻失败、事业不成、路途奔波都容易让人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和底特律一起出现在睡眠最差的城市之列，底特律的人们睡不着觉我们容易理解，美国汽车工业内外交迫，汽车城自然人心惶惶，但地处南方阳光地带的港口城市新奥尔良又为何如此焦虑呢？

    榜单上第二次新奥尔良亮相是关于理财的问题上。
    Sperling’s Best Places按照居民收入情况，居民投资、储蓄情况、居民保险情况等27项指标，对全国50个大城市进行了评估，选出最佳理财十大城市和最差理财十大城市。
   调查发现，理财最好的10个城市，居民都比较注意平衡收支、在短期和长期投资方面保护自己的财产，使得财富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一个稳步增长的态势。而往往居民收入较高的城市，理财习惯并不好，当选十大最佳理财城市的，大多其城市中位家庭收入，都排在50个被调查大城市的末端。
    这回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和洛杉矶——长滩地区、芝加哥、迈阿密一起入选最差理财城市，看过《CSI》的美国电视连续剧热心观众都知道，芝加哥、迈阿密都是以骄奢淫逸著称的城市。不过芝加哥和迈阿密的居民收入水平较高，而新奥尔良的中位家庭收入却偏低。美国有一半以上的家庭没有为将来以正确的方式理财，新奥尔良的居民似乎大多数处于这“一半以上”的行列。
  

     夜不能寐、不善理财倒也罢了，第三次出现在榜单上，新奥尔良是入选为“最让人紧张的十大城市”行列。
     Sperling’s Best PlacesSperling’s评判是否让人紧张的依据标准包括：失业率、离婚率、上下班交通时间、暴力犯罪、侵财犯罪情况、自杀率、酗酒情况、自认精神健康不佳的人有多少、居民一年不愉快的天数等。
     新奥尔良和拉斯维加斯、纽约一起出现在这个最让人惶惶不可终日的十大城市榜单上。

    这份非学术的榜单和学院派的研究遥相呼应，结论都是新奥尔良越来越难以吸引人们居住在此。
    未来人口下降最快或者人口增长率放慢的地区主要集中在美国东北部、亚特兰大中部以及美国中西部。“一月份阳光照耀的日子有多少天以及冬季昂贵的暖气费是主导未来美国人口重新分布的主要原因。”沃顿商学院房地产教授彼得·利曼（Peter Linneman）与阿尔伯特·塞兹（Albert Saiz）在题为“预测2020年美国各郡与大都市统计区人口”（Forecasting 2020 U.S. County and MSA Populations）的研究报告指出：“许多美国人离开寒冷潮湿、大雪飞扬的区域，搬迁至阳光更明媚、气候更干燥的地带。”值得关注的例外是位于南部阳光地带的新奥尔良市，作者发现其实早在卡特里娜飓风席卷该市之前当地人口就已经呈现急剧下降趋势，预计未来只有相对少数的主要大城市地区的人口数量会全面减少，这些地区包括新奥尔良。
     1960年新奥尔良为全美人口第六多的城市，其后排名多有反复，但总体趋势持续下降，至2000年（每十年进行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新奥尔良以居民约四十八万排名降至第三十一位。
     1718年，新奥尔良最早的居民看到了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富饶和优美风景。事实上，在一个缺乏铁路、高速公路、更别说是飞机的时代，北美大多数商业贸易都沿着密西西比河移动，而新奥尔良就是起点或终点。因此，许多19世纪的观察家相信，任何精明的人，只要在新奥尔良定居，都会变得富有。
      2005年8月29日，自墨西哥湾登陆的卡特里娜飓风，造成了美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场自然灾害，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50%的房屋遭水淹，11万套住房被毁，38000座历史建筑中至少有25000座遭破坏，几十万人被迫离开家园，经济损失据估计达250亿美元，美国政府公布的死亡人数达到1209人，其中其中路易斯安那州死亡972人。
       2006年１月，新奥尔良城市规划委员会公布了城市重建规划，包括成立一个临时财务监督委员会监督资金的分配;成立重建公司（Crescent城市重建公司）,以加速住宅和办公地产的建设。重建公司负责购买住房和地产，提供资助再开发项目，发行债券以及邻里规划支持; 确保每个市民有权回到一个安全的城市：加强的防洪堤和生态系统恢复对确保未来安全起着关键作用;在规划方面，不仅强调洪水防护，还强调改善邻里基础设施、学校、文化和社区设施、卫生设施和零售。具体规划框架包括洪水和暴雨防护计划、公共交通计划、公园和公共空间计划以及邻里重建计划。
     重建规划的宗旨是，要将新奥尔良打造成一个更宜居、更公平的城市，不仅能够将疏散转移的居民吸引回来，而且还能够吸引新居民。其愿景是将新奥尔良建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环境安全、社会公平、经济繁荣的社会，每个邻里都有自己的核心文化、景观和建筑遗产。

      然而，夺走这种富饶的并不是卡特里娜飓风，而是人口的持续下降，是作为社会主流的中产阶级尤其是白人中产阶级的持续流失。以佛罗里达为例，它是全球最易遭受飓风袭击的地区，该地区在1990年至2004年期间的人口增长幅度超过三分之一，其中绝大部分新增人口都居住在该州长约1200英里的海岸线沿岸。
     规划委员会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能够令新奥尔良在未来人口增长和收入状况实现理想目标。悲观如《华尔街日报》则干脆以“无人能拯救新奥尔良”为题，表示对新奥尔良重建没有信心。
    在新奥尔良45万人口中，约12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其中70%是黑人。近几十年来，白人中产阶级逐ハ虺鞘斜辈亢臀鞑壳ㄒ疲绯鞘形鞑?7%的居民为白人，贫困率不到10%。卡特里娜飓风到达之前，气象部门提前两天发布了警告，但仍有13万人滞留在新奥尔良，原因很简单：他们没车，也没钱租车逃生。困在城中的灾民大多是穷人，也是黑人。
    新奥尔良的“原住民”中有能力者大多易地而居，包括医生、律师在内的绝大部分会在新的安置地购置新居、找工作、上学校，不再返回新奥尔良；而大多数公司也已迁移到近邻的休斯顿或达拉斯重新开业，随公司迁徙的员工也不太会辞职回新奥尔良；传统行业中，那些依赖新奥尔良为转口港的物流行业，也找到了新的物流渠道，这将令新奥尔良的交通地位更为下降，此地人口的进一步下降似乎也是大势所趋。
中产阶级为何对一个城市如此重要？
     原因在于美国的财政状况对于“地税”的依赖性尤其大，对于中央政府的财政拨款依赖相对较小，地方建设主要依靠中产阶级的税赋和募捐（尤其是地方教育事业）；而中产阶级天生的保守和稳妥，更倾向于议会选举的间接民主来表达利益诉求，很少会采取直接的激烈冲突方式，虽然他们会令文化显得庸俗乏味，但也可以令社会稳定处于一个中庸的状态。

      新奥尔良是爵士乐和节奏布鲁斯的发源地，所谓布鲁斯（blues），无非就是伤感和忧郁。夜半寥落，无人对语，确实是新奥尔良居民的心头之痛。

     “你所居住的周边环境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你的生活方式——而你的生活方式也将最终决定你的腰围。”《洛杉矶时报》专栏记者本·哈德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叫“邮编影响腰围”。
     他在文章中援引经济学家马修·特纳的研究，特纳在3年里对超过6000名美国男女进行研究，通过12项数据的比较，总结出居住地与体重之间的关系，他发现当人们搬家到无计划扩建的城区后，体重明显增加。
     美国公共卫生学会年会的一项报告中指出，如果一个城市有较大的郊区，则居住在那里的人比住在郊区面积小的城市的人要胖。
     波士顿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环境卫生系的Russ Lopez博士在《美国公共卫生杂志》上发表研究报告称：美国大都市构成方式对健康有影响，城市周围的郊区面积大小与肥胖危险度相关。城市周围的郊区面积每增长一个百分点，肥胖危险度就增长0.5％。

     郊区在较短时间内被迅速扩张的城市所吞没，虽然在配套服务设施上完善速度很快，迅速出现了超级市场等设施，但这些设施之间的距离往往比较远，人们必须开车往来其间。马里兰大学去年对400个地区20万人的一项调查表明，住得离商场越远，人们就越少徒步来往，也就越容易发胖。居住在远郊社区里的人比住在市中心的人更容易患肥胖病和高血压。在波士顿市边上的一个社区里，只有8%的人每天上下班步行或是搭乘公共交通工具。
     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詹姆斯·萨利斯认为，只有当公众要求社区建设更适于步行，联邦政府为公园和自行车道提供更多的资金并对那些提倡久坐不动生活方式的公司课税时，困扰美国社会的肥胖症现象才能发生改变。
     美国《男士》杂志在2006年全美最胖城市的评比中，引用了美国人口普查局对全美最大的50个城市的统计数据，并综合了人均拥有快餐店数量、观看电视的时间、空气质量以及公园拥有量等各项因素进行了评估分析，最终芝加哥“独占鳌头”，该杂志发现：健康城市中以中小城市居多，而肥胖城市中大多为大城市。《男士》杂志对美国城市进行健康和肥胖测评今年已是第8年，在过去两年中，占据榜首的分别是休斯敦（2005）和底特律（2004），芝加哥“排名”的迅速提升，最主要一项指标是因为在过去一年里芝加哥每10个居民当中，就有6人因为超重而出现健康问题。
     而同一杂志在前一年的调查发现，西雅图是美国最健康的城市，《男士》杂志的总编辑尼尔·博尔顿表示，西雅图之所以能够从去年“健康城市”第六名跃居今年的第一，主要原因是西雅图人坚持不懈地锻炼身体并且回避快餐食品。他说：“85%的西雅图人坚持每个月锻炼身体。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数字。”杂志调查发现：西雅图的体育器材商店数量远远多于快餐食品店。

    除了城市速度和规模会影响肥胖程度以外，肥胖程度还和收入水平之间有关系。
    英国科学家根据调查分别找到英国“最胖”和“最瘦”的两条大街，它们分别是北部城市伊斯林顿的奥克街和伦敦西部富人区肯辛顿区的圣玛丽门。
    奥克街的肥胖率达22%，高于英国的平均水平，这一结果显示了英国南北差异，北部较贫穷，曾是工业城市，也是最肥胖的地区。相比之下，富裕的南部地区，特别是伦敦的瘦人则要多一些。
   “最胖”的奥克街位于曾是“采矿城”的伊斯林顿。矿井关闭后，大量人员依靠政府救济维持生活，远离劳动，也缺少体育锻炼的机会，肥胖变得相当普遍。克莱尔·麦迪逊是矿工的女儿，也是一名公务员，在奥克街住了15年，这条街上还有130多个家庭。她目前的体重达95公斤，她害怕称体重，同时担忧,两个孩子已经超重，并且体重还在增加。
    而在“最瘦”的圣玛丽门，38岁、体重仅44公斤的居民奥尔加·迪亚斯说她经常运动，每周会去体操馆两次，有时会去海德公园慢跑，有时爬山或骑自行车去里斯特。
     在富人区，一般位于历史比较悠久的区域，自然环境良好，社区内拥有更多的公园和运动设施，人们保持工作状态的时间更长，同时花在运动上的时间和金钱也比较多，自然容易保持身材；而那些低收入社区，往往是被城市急剧扩张所纳入的边缘区域，人们的活动量很少，人均拥有的设施数量也比较低，令人意外的还有——这些区域的公共交通设施数量和利用率都比较低，人们步行活动的频率也很低。
    很多专家相信：步行是最好的健身方法，也是降低肥胖率最简单廉价的方式。美国疾控中心首席流行病学专家哈罗德·科尔说：“不动比肥胖更可怕。”不幸的是，在那些因为城市迅速扩张而无序发展起来的社区中，更多的道路是高速公路，而不是步行道。
    在1977到1995年之间，步行上班的美国人口减少了40%。在同一时期，步行上学的人减少了60%。到2001年，只有不到13%的美国人步行或骑自行车上学。美国人已经变得根本离不开汽车了。

      针对这些问题，专家们尝试从街道等环境的改变来增加活动量，降低肥胖率。在很多新社区里，商业中心的规模更小，辐射范围缩小，让住户离商业中心的距离更近，通过修建人行道、自行车道，令居民不必依赖私家车出行。
     有些公司也加入到了促进员工减肥的阵营当中。如堪萨斯城的Sprint公司和总部在伦敦的葛兰素史克公司都设计了员工步行路。Sprint公司禁止在其占地200亩的总部开车，迫使员工在离办公地点很远的车库中停车。许多建筑都被半公里左右的步行带所隔离，其目的就是要员工多走路。马里兰大学城市学助理教授雷德说：经过这些努力，步行的美国人数量从2001年的7%上升到9%。
     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斯坦普莱顿社区就提供了这样一个理想的城市居住环境。这个在该市旧机场上建起的社区打破了以往的城市开发模式，使人们可以尽情享受步行休闲的乐趣。宽阔的人行道和蜿蜒的自行车道将住房、办公区、商店、学校和公园连成一体，大大小小的公园和公共空间使居民有了更多的休闲场所。该社区开发商的发言人说：“如果你给人们步行的机会，他们就会步行。”
    没有地方步行的新社区、没有楼梯的新建筑、缺乏足够运动场所的学校，如果你所在的社区符合这些条件，你就该关注一下自己和家人的腰围了。

  俱乐部触发了无数学者的研究灵感，上一篇《阶层与荣耀》中，我们循着凡尔纳的笔触感受了作为社会标签的俱乐部，那就是现代社会最森严的一道阶层门槛，参加什么样的俱乐部就代表着什么样的身份。
   在研究文化现象时，文化人类学家B.马林诺斯基在《科学的文化理论》一书中就专门提到了俱乐部：高级阶段的俱乐部和互助互惠团体一样，都是为娱乐、刺激或实现共同目的而组织的志愿协会。
   在同一本书里，马林诺斯基还阐述了组织的物质特点：所有组织都始终基于物质环境场景并与之紧密相连。没有任何制度悬于空中或以模糊不定的方式在空间中飘荡。它们都拥有一个物质底层（material substratum），即以财富、器具形式而存在的环境装置特定部分，还有一个产生于活动的增益部分。依据宪纲而组织起来，通过社会化和组织化协作而行动，遵循他们特定行业的规则，使用他们手中的物质装备，群体从事其为之而组织的活动。
  按照我庸俗主义的解读方式：物质底层就是凡尔纳在《八十天环游地球》中描述的改良俱乐部，产生于活动的增益部分则是福克先生通过打赌证明了确实可以八十天环游地球，而这个俱乐部存在的目的就是为福克先生这样的有闲阶层提供娱乐和刺激。

     文化人类学家许烺光则将广义上的俱乐部上升为造成文化差异的重大标志高度：
     人之所以不同于野兽，源于人有着超出生理需要之外的社会需要，如社交、安全、地位等。这些需要不是任何一个个体的人能够独立实现的，要满足这些需要，必须借助于社会集团的力量。人类的社会需求首先要在“初始集团”中得到满足，当“初始集团”满足不了这些要求时，人们便要在“二次集团”中寻求满足。无论中国人、印度人还是西方人，他们的“初始集团”都是一样的，即家庭：“在各种人类集团中，家庭对任何社会都是至关重要而且是无处不在的。”然而，中国人、印度人、西方人在“二次集团”的选择上却有着很大的不同：“以家庭为起点，我们的分析转向各个社会中的二次人类集团。在中国，我们发现极为重要的二次集团是宗族；与之对照，在信奉印度教的印度，极为重要的二次人类集团是种姓，在美国则为俱乐部（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它指的是亲族集团之外的所有无论出于何种目的而结成的自由协会或团体。”正是由于“二次集团”的不同，导致了三种文化的巨大差异：即中国人的“情境中心主义”和“相互依赖”，印度人的“超自然中心主义”和“单方面依赖”，美国人的“个人中心主义”和“自我依赖”。
   

   还有人通过研究俱乐部拿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这个叫布坎南的经济学家看来：在现代经济中，政府作为经济中的一个部门，主要提供公共物品，私人物品由私人部门提供。不过，介于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之间还有一种商品，称作非纯公共物品或混合商品，多数由政府提供，也可以由私人联合提供。非纯公共物品类似于俱乐部提供的物品，研究非纯公共物品的供给、需求与均衡数量的理论，叫俱乐部理论。

     作为俱乐部理论的创始人，又是最具有代表性与影响力的学者，布坎南指出：俱乐部成员的效用同时取决于俱乐部物品与成员数量。若俱乐部物品太多，则私人物品消费量少，故效用不高；若俱乐部物品太少，则效用同样较低。若俱乐部成员太多，就会因拥挤而减少效用；若俱乐部成员太少，则每人分摊成本较高，也会减少效用。所以俱乐部中的物品与成员数适度，并且应同时决定。
    W·奥克兰在布坎南的研究基础上，将分析的对象从仅仅是俱乐部内部延伸到整个社会全体，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一般俱乐部理论”，分析时既考虑俱乐部也考虑非成员，把两者联系在一起。在一个社会中，俱乐部成员的效用受到三个因素影响：私人物品消费量，俱乐部物品消费量，俱乐部的拥挤程度。任何一个社会成员都力求个人效用最大，为此他首先得决定是否加入俱乐部。而一旦加入俱乐部后，他还得决定对俱乐部的利用率。如何利用俱乐部又取决于俱乐部物品数量、成员人数和会费。这些都是俱乐部一般理论要解决的问题。当每个社会成员实现最大个人效用时，我们就说实现了俱乐部内外同时均衡。
    简单地说，经济学家想阐述的问题是：凡是白参加的俱乐部，都不是值得参加的俱乐部。
    然而当我们以此审视最习以为常的客户俱乐部时，发现开发商并没有受到这些学者形而上思辨的困扰，在大干快上、一日千里的国内房地产市场，客户俱乐部已经是遍地风流了，这个时候，就有必要去研究一下国内几乎所有客户俱乐部的原版——新地会，距离新鸿基地产“创先河”成立新地会至今，不过也就是十年的时间。
     然而大多数客户俱乐部既没有从社会学意义上解决“心灵与社会归属”的问题，也没有从经济学上解决“供给、需求与均衡数量”的资源配置问题。以下这些就是让客户俱乐部从“鸡翅”变成“鸡肋”的主要问题：
     问题一是：客户俱乐部庞大的运营投入应该如何计算回报？一个貌似正确的答案是：客户俱乐部提升了客户满意度，提高了销售业绩，带动了二次甚至多次购买。但客户的满意度究竟是来自于高档客户俱乐部，还是每天和业主打交道的保洁、保安，大多数开发商并没有测量过。
     问题二是：客户俱乐部提供的是客户所需要的吗？参加业主联欢的客户，是为了丰厚的礼品还是为了愉悦和归属？这是否意味着，大多数开发商还是以自己的角度思考，而没有从客户的角度思考他们真正的需要。对于客户来说，可能十次新年舞会带来的愉悦都比不上一次及时的物业维修。
     问题三是：长期投入的资金是从何而来？大多数开发商将此视为营销推广费用的一部分，是得承认，营销研究已经证明，与其像撒胡椒粉一样简单地在大众传媒上投放广告，远不如维系好一个老客户来得重要，但这种以高额费用为支撑的客户俱乐部运营模式既不“精益”也不“精准”，一旦销售跟不上，最先被削减的预算就是这部分。
     问题四是：这些投入是否能在纠纷和问题出现时可以抵消甚至消除客户的不满？这个问题不用去研究，宝洁和宝马都已经用惨痛的事实证明了，再多的客户俱乐部活动都没法消除或缓和真正的问题出现，频繁的俱乐部活动反而是在问题出现时可以加强业主之间的联系，造成一个更为团结和紧密的对抗群体。

      或许答案我们得从房地产业之外去探寻，乔布斯的“苹果”无疑已经是达到了某种心灵与社会归属的高度。
      福克斯的电视连续剧《24小时》以反恐特工鲍尔在24小时的紧张生活为主线，在其扑朔迷离的剧情中最大悬疑就是找出反恐小组内部潜藏的叛徒，但是没人知道他是谁。除了弗吉尼亚州的一位苹果迷迪恩·布劳威尔。布劳威尔和他的妻子每周都一集不差地观看这部连续剧，身为苹果迷的布劳威尔突然发现《24小时》中所有正面角色用的都是苹果iMac，而坏蛋们则全是PC。布劳威尔对《今日美国报》说:“好莱坞对反面角色都已经有定势思维了，以往黑衣和外国口音都是反面角色的标签，没想到现在换到了PC上。”
      《真实的谎言》里施瓦辛格就用苹果，片子开头施瓦辛格潜入中东商人房间破解的却是Windows 3.0，而且还是阿拉伯语版。《职业特工队》中汤姆·克鲁斯用苹果的PowerBook笔记本，而坏蛋们清一色地用基于Windows的笔记本。布劳威尔说:“第一集开播我就注意到那个杀手用PC，而主角和他的特工小组用的全是苹果。”但是几集之后，内奸法莱尔就把苹果换成了戴尔牌的PC，不出三集法莱尔就被发现是内奸的情节大大增加了布劳威尔的自信。布劳威尔说:“主角最信赖的同事最近也开始使用戴尔的PC笔记本，看来他距离变为反面角色的时间不远了。”
        苹果甚至不肯办一份客户通讯，市面上的唯一专门讨论苹果产品的杂志是日本的苹果爱好者创办和发行的，属于自发自觉的业主行为，苹果不用为此付一分钱，甚至，都不用投一分钱的广告费。

 

 

　　大名鼎鼎的福尔摩斯向华生医生承认，他有个比他更擅长推理分析的哥哥迈克罗夫特，但是却远不如他本人知名——

　　　“他为什么没有名气呢？”“噢，比如说，在第欧根尼俱乐部里。”我从未听说过这么个地方，我脸上的表情也一定显出了这一点，所以歇洛克．福尔摩斯拿出表看了看，说道：“第欧根尼俱乐部是伦敦最古怪的俱乐部，而迈克罗夫特是个最古怪的人。他经常从下午四点三刻到七点四十分呆在那里。现在已经六点，如果你有兴致在这美妙的夜晚出去走走，我很高兴把这两个‘古怪’介绍给你。迈克罗夫特住在蓓尔美尔街，拐个弯就到了白厅。他每天步行上班，早出晚归，年年如此，没有其它活动，也从来不到别处去，唯一去处是他住所对面的第欧根尼俱乐部。”

　“我想不起有叫这名字的俱乐部了。”

　“很可能你不知道。伦敦有许多人，有的生性羞怯，有的愤世嫉俗，他们不愿与人为伍，可是他们并不反对到舒适的地方坐坐，看看最新的期刊。为了这个目的，第欧根尼俱乐部便诞生了，现在它接纳了城里最孤僻和最不爱交际的人。会员们不准互相搭话。除了在会客室，绝对不准许交谈，如果犯规三次，引起俱乐部委员会的注意，谈话者就会补开除。我哥哥是俱乐部发起人之一，我本人觉得这个俱乐部气氛是很怡人的。”

　　这个被福尔摩斯推崇的俱乐部以哲学家第欧根尼命名。第欧根尼和亚历山大大帝死于公元前323年的同一天。虽然两人同样知名，但一个是君主，一个是只拥有一个木桶、被市民鄙之为“狗”的乞丐。当年亚历山大巡游某地，遇见正躺着晒太阳的第欧根尼，这位世界之王上前自我介绍：“我是大帝亚历山大。”哲学家依然躺着，也自报家门：“我是狗儿第欧根尼。”大帝肃然起敬，问：“我有什么可以为先生效劳的吗？”哲学家的回答是：“有的，就是——不要挡住我的阳光。”亚历山大事后感叹道：“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我就愿意做第欧根尼。”

　　第欧根尼的墓志铭写得很准确：“时间甚至可以摧毁青铜，但永远不能摧毁你的光荣，因为只有你向凡人指明了最简单的自足生活之道。”

不过，以第欧根尼命名的这个俱乐部和我们熟悉的那些英国的俱乐部一样，并不是以体验如乞丐般一无所有的生活为目的的，恰恰相反，它旨在为那些富有阶层的绅士们提供最舒适、最自在的休息场所。关于这种生活方式的描述，我们有一个更熟悉、也更具有典型意义的样本，那是１８７２年位于伦敦的改良俱乐部。

改良俱乐部是住在继承所得的、伦敦高尚居住区白林敦花园坊赛微乐街七号的斐利亚·福克先生所加入的俱乐部。

福克是一位英国上流社会里的绅士，从不挥霍浪费，但也不小气吝啬。无论什么地方，有什么公益或慈善事业缺少经费，他总是不声不响地拿出钱来，甚至捐了钱，还不让人知道自己的姓名。福克先生是一个从没离开过伦敦似乎也不需要工作的先生，因为除了看见他每天经过那条笔直的马路从家里到俱乐部去以外，没有人能说在任何其他地方曾经看见过他。当然，据可靠资料记载，他确实离开过一次伦敦，要是你觉得福克先生和改良俱乐部很眼熟但一下想不起哪见过的话，你应该不会忘记记录这次出行活动的文献，书名叫《八十天环游地球》。

改良俱乐部在凡尔纳先生写的书里描述得很详细，因为福克先生除了在俱乐部看报和打“惠司脱”牌以外，就在那铺着镶花地板的过厅里，或是回廊上踱踱方步。

这走廊上部装着蓝花玻璃的拱顶，下面撑着二十根红云斑石的希腊爱奥尼式的圆柱子。不论是晚餐午餐，俱乐部的厨房、菜肴贮藏柜、食品供应处、鲜鱼供应处和牛奶房总要给他送来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的食品；那些身穿黑礼服、脚登厚绒软底鞋、态度庄重的侍者，总要给他端上一套别致的器皿，放在萨克斯出产的花纹漂亮的桌布上；俱乐部保存的那些式样古朴的水晶杯，也总要为他装满西班牙白葡萄酒、葡萄牙红葡萄酒或是掺着香桂皮、香蕨和肉桂的粉红葡萄酒；为了保持饮料清凉可口，最后还给他送来俱乐部花了很大费用从美洲的湖泊里运来的冰块。

无须工作的福克先生，除了周日以外，日常一天的生活是这样度过的：

　　早上十一点半，福克先生照例走出赛微乐街住宅。他右脚在左脚前移动了五百七十五次，左脚在右脚前面移动了五百七十六次之后，就到了改良俱乐部。这是一座高大的建筑物，矗立在宝马尔大街上，盖这样一个俱乐部，至少也要花三百万英镑。

福克先生直接走进餐厅，里面朝着花园的九个窗子都打开了。花园里的树木已被秋天抹上了一层金黄的色彩。在餐厅里，他坐在一向坐惯的老地方，桌上刀叉食具，都已摆好。这顿午餐包括有：一盘小吃，一盘加上等辣酱油的烹鱼块，一盘深红色的烤牛肉配着香大黄和青醋栗果，另外还有一块干酪。吃完之后，再喝上几杯俱乐部特备的好茶。把这些美食，一冲了事。

　　十二点四十七分，这位绅士从餐室起身走向大厅。那是一间富丽堂皇的屋子，装饰着许多绘画，每张画上都镶有装璜讲究的画框。在大客厅里，侍者递给福克一份还没有裁开的《泰晤士报》。于是他就用熟练的双手，按版裁开，这原是一件挺麻烦的事，但从他的动作可以说明他已经是驾轻就熟习以为常了。他看这份报纸，一直要看到三点四十五分，接着再看刚到的《标准报》，一直看到吃晚饭。用晚餐的情况和午餐一样，只是多加了一道上等英国蜜饯果品而已。

五点四十分，他又回到大厅，专心精读《每日晨报》。半小时后，有些改良俱乐部的会员也都进到大客厅里，挨近生着炭火的壁炉。这几位是和福克一起玩纸牌的老伙伴，跟福克一样，全是“惠司脱”迷。

改良俱乐部的会员门槛很高，福克是经巴林氏兄弟的介绍才被接纳入会的。他在巴林兄弟银行存了一笔款子，因而获得了信誉，因为他的账面上永远有存款，他开的支票照例总是“凭票即付”。

福克先生唯一的消遣就是看报和玩“惠司脱”，这种安静的娱乐最合于他的天性。他常常赢钱，但赢来的钱决不塞入自己的腰包。这笔钱在他做慈善事业的支出预算中，占一个重要部分，此外还必须特别提出，这位绅士显然是为娱乐而打牌，并不是为了赢钱。对他来说，打牌可以说是一场比武，是一场对困难的角力：但这种角力用不着大活动，也用不着移动脚步，又不会引起疲劳。这完全适合于他的性格。（当然也适合福克先生的绅士身份，竞争不是为了金钱，竞争是为了荣誉，这也是福克先生以全副身价打赌可以八十天环游地球的原因。）福克先生的牌友、也是改良俱乐部的会员，其中安得露·斯图阿特是工程师，约翰·苏里万和撒木耳·法郎丹是银行家，多玛斯·弗拉纳刚是啤酒商，高杰·弱夫是英国国家银行董事会董事。这些人既有金钱，又有声望，在俱乐部的会员中，也都称得起是金融工商界拔尖儿的人物。

其实福尔摩斯哥哥将俱乐部以第欧根尼命名是有道理的，俱乐部也象是一个“桶”，而且这个“桶”也提防着所谓短板效应，因为它有很高的入会门槛。在英国，俱乐部就是最森严的一个阶层门槛，参加什么样的俱乐部就代表着什么样的身份。

就在最近，金融信息集团Hemscott询问了近2000名英国上市公司董事的业余休闲活动。高尔夫位居爱好排行榜首位在意料之中，历史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皇家汽车俱乐部则位居俱乐部排行首位。这个俱乐部年费高达约950英镑，额外“进入费”高达约1900英镑，按照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在２００６年９月１日的文章描述：新成员的“推选程序”，差不多就到了像国家申请成为欧盟成员国那么棘手的程度。被勉强接受了皇家汽车俱乐部新闻处提供的试用会员资格后，记者写到：

“我开始渴望有几天时间，能轻轻走过厚厚的地毯，在皮沙发上打盹，身着礼服的侍应生替我拭去嘴角滴下的口水。但我刚兴高采烈地踏进富丽堂皇的爱德华风格俱乐部，就很扫兴地被一名工作人员严厉批评没有戴领带，我意识到，事情可能不像想象的那样。我戴上一条借来的颜色刺眼的皮围巾后，才被允许继续参观俱乐部，我发誓在弄懂皇家汽车俱乐部的着装规范前，不再去那个地方。由于规范惊人的复杂，几个星期后我才故地重游，我按要求穿了剪裁讲究的夹克和裤子、有领衬衫和领带(不许打领结)。”

因为皇家汽车俱乐部对自己是休闲场所的定位非常认真，在任何公共房间，会员都不允许打开公文包，或用笔在纸上写字，所以该记者没有笔记帮助恢复当时的记忆。但记者深切感受到，该俱乐部确实是名不虚传的“实在差俱乐部”(Really Awful Club)，费用昂贵，规矩繁多，而且有性别歧视（这家俱乐部是在1998年才允许妇女进入），但这不妨碍它是英国富豪们最推崇的俱乐部，记者将原因归结为这些富豪们都来自以规矩繁多、要求严格著称的伊顿公学。伊顿公学是英国几乎所有的男性皇家成员毕业的学校，伊顿公学就是英国贵族阶层的象征物。英国的富豪们似乎乐于受俱乐部里烦琐礼节和规矩的约束，而且也只有俱乐部才会去约束他们。

从１９３８到２００６

 

 

　　仅仅在半个多世纪之前，粪缸都还一直在乡村住宅中占据着显著而重要的位置，一般来说，它位于房子北面后院的一侧，挨着羊圈，装着屎和尿的陶缸半露出地面，沿着河的南岸排成长长的一溜。出于观瞻和卫生的考虑，据说当时政府曾命令将这些粪缸搬走，但最终没有成功实施，因为粪缸存放着当时人们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之一，这一行政措施也是对人们私有产权的一次未遂的粗暴干涉。

　　那时，一个普通住宅一般有三间房，最大一间是堂屋，这是“功能”最多、使用率也最高的地方：它是劳作的场所，比如养蚕、打谷等都在这个空间内完成；它是休息、吃饭、接待客人的会客场所，如果全家有一个大茶壶放凉茶的话，这个茶壶就应该搁在堂屋的饭桌上；它也是存放农具和农产品的地方；它还是供奉祖先牌位的祭祀场所；此外，它还可以兼作雇工或者年龄较大的未婚男孩晚上睡觉的地方。

　　堂屋后面是厨房，大小约为堂屋的四分之一，其中灶头和烟囱就占据了厨房三分之一的面积，这主要是家庭中女性活动的领地，往往会供着灶神，房里也少不了一个大水缸。厨房旁边会有个庭院，放放杂物什么的。

　　再往后才是卧室，卧室白天不太会有人呆着。如果家中有两个家庭单位（两对以上夫妻，比如父母和儿子一家）时，就把卧室用木板隔开，每间房放一到两张床，已婚夫妇和七八岁以下的孩子合睡一张，男孩如果岁数大一些就可以挪到堂屋去睡，女孩子出嫁前可以一直睡在父母房间里，也可以住到祖母房间里去，但决不能睡到堂屋，妇女是不允许睡在供祖先牌位的房间里的。

　　分给个人住的房间，或多或少是小家庭专用的，媳妇外出可以把房门锁上，当然，一般来说，这会被认为是对婆婆不礼貌的，但房里箱子和抽屉的钥匙可以由媳妇保管，这是家庭中成员专有权的象征。

　　这就是１９３８年中国江苏一个农村的普通住房格局，费孝通在他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中》有着详尽的描述。

　　关于１９３８年的这个农村住房，我们可以提出如下问题：

　　哪一间屋子是使用率最高的，为什么？这是否意味着，家庭生活的核心条件之一就是拥有一个共同活动的轴心场地？

　　　为什么卧室的使用率不高？这是不是和卧室的日照以及通风相关？反过来说，为什么卧室不是拥有最多日照和最佳通风的位置？

　　为什么家庭成员在家里也总是会各自走一条相对固定的路线？这和家庭中的角色以及分工是否有关系？

　　家庭中的女性（比如婆媳之间、媳妇和小姑之间或者母女之间）一般在什么地方交流？是空间决定功能，还是功能决定空间？

　　女性在什么情况下才能获得自己独立的居住空间？这和家庭生命周期是否有关系？

家庭中男性成年或独立的衡量标准是什么？这和他们在室内空间的分配上有什么关系？

人们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样的方式解决最基本的排泄、排遗问题？这对房间的排布和分隔有什么影响？

 

 

　　２００６年初，一项为时半年的研究成果得以公布，这个研究是由诺丁汉大学住宅环境研究所、莱斯特大学心理学系等机构合作完成的，研究获得英国五大建筑商之一的David Wilson Homes赞助，研究地点则是David Wilson Homes在谢菲尔德市郊的一个样板楼里。这个旨在研究未来居住方式的试验实际上想讨论这么一个问题——随着生活方式和科学技术的变化，人们将来想要什么的居住空间？

　　一个真实的、由志愿者中抽取的四口之家，在这个样板楼里呆了半年时间，家庭中的每个成员一天２４小时带着一款电子跟踪环，他们的所有活动都被电子数据记录下来进行分析，研究者根据实验者居住反馈回来的数据评估居住者在家庭中的生活习惯和空间使用状况。电脑会详细记录他们待在每个房间、摆弄屋内各种设施的时间、使用了多少水以及怎样处理家庭垃圾等。

　　这个试验想就以下一些问题给出答案：

　　科幻片里的技术是否适用于真实世界？

　　哪一间屋子是使用率最高的，为什么？

　　为什么大多数房间只有一个人在用？

　　从卧室到厨房，为什么家庭成员要走这条路线而不是那一条？

　　为什么正式的餐厅使用率非常低而家庭成员更愿意选择厨房旁边的餐桌？

　　为什么书房几乎没用，是不是太偏僻的位置会阻碍家人的使用？　　

　　为什么自己卧室有浴缸还会用公共卫生间泡澡？

　　玻璃墙面带给居住者的自然光线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善居住者的情绪？

　　为什么两个女儿的吵嘴少了？家庭可选择空间的大小对改善家庭交流有多大影响？

　　房间的大小、布局、温度、光线对家庭成员的行为有没有影响？

　　哪些空间是想当然设计的而无实际用途？

　　装备齐全的厨房和大花园有没有必要？

 

　　　　　这项名为Tardis的试验，其成果已经以《Designing harmonious homes for the future》的名义刊登在诺丁汉大学的网站上，这是部分结论：

　　住宅内设计最成功的地方是完全开放的一楼和地下室，这里成为家庭生活的中心，试验家庭一家周末一半的时间呆在那里。厨房成了家庭成员保持和谐融洽关系的重要环节：这里成了交流和私人空间转换的集合地。

　　家里随处可以上网的情况下，书房功能淡出，试验家庭成员愿意处于在听力范围之内和家人交流的空间里工作和学习。

    是处于隐蔽的地下室还是呆在可以随时与家人交流的公共空间，取决于你为什么想独自呆着：是想工作还是放松。适当的距离可以让家庭成员密切注意到其他人在干什么，让手里的事情没有那么枯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孩子们都喜欢缩在沙发里写作业。

 

    David Wilson Homes已经急吼吼地将Tardis试验楼的普及版推出销售了，花上１００万英镑你就可以切身体验“面向未来居住而设计的空间”，外表看去只有两层的房子，通过充分挖掘地下室和阁楼的空间，实际上有四层室内空间，包括１１个房间，还有户外花园，等。

    这个百万英镑豪宅外表看上去和大多数英国乡间建筑差不多，依我看，无论是乡土气的浓厚程度、还是基于功能主义的设计思路，它和１９３８年“江村”的乡村房子相去不远，更糟糕的是，当回答完对１９３８年住房提出的问题之后，我发现，从１９３８到２００６年，人们对于家的内心需要和提出的解决方案几乎都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当然，本着严肃认真的态度承认，不能抹杀这其中最显著的一个变化：一旦摆脱了生产性的角色需要，作为我们处理排泄物场所的粪缸，立刻“登堂入室”，从边缘转移到了中心，厕身于主卧之中，甚至还变本加厉，成为人们炫耀性消费的核心场所——不信，就去翻翻你们家的装修帐单，厕所是不是你每平方米装修价格最高的地方？